Friday, January 11, 2008

「藥勢」(上篇)

「藥勢」──古典本草藥理學及其於經方之應用舉隅(上篇)


案:本文為未成之草稿,或有不合實際之處,拜大家務必不要留手,重罵下來即可,這樣我也才有一個反省訂正的機會。謝謝大家。

楔子

在中醫的學習之路上,不只一次聽見老前輩對學習者的提醒:「要明白一味藥的藥性、藥理、效用,若走上西方化學的『成分分析』這條路,就完蛋了。」

那麼,一味藥的藥性,自然就該照中國傳統的看法:性味如何,歸於某經……等等論述了?這,就一般學中醫的同好而言,是對的。但,如果是對於學「經方」也就是學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學習者而言,光以《本草備要.藥性總義篇》的理論作基礎,而詳熟該書中的諸般藥性,恕我撂下一句惡毒一點的風涼話:你對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理解,就會是「時方醫」的領域,想不通的,就認為那是錯字、錯簡,而與「經方派」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。


時方派的本草學,和經方派的本草學,有著根本上不同的「認識觀」,而講難聽一點,經方派之所以會墮落成今日的時方派,「本草理論」的改變,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。

即使去中國醫藥學院,也會聽到那裡的學生在說:「我們系的某某大教授說啊,光學《本草備要》是不夠的啦,學藥理還是要研習《神農本草經》才行!」講得是得意洋洋,但是《神農本草經》的功夫,終究還是練不成。

因為,他們所學的本草學認識觀,絕大多是西方研究的「有效成分」,那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垃圾;而少數幾個有志之士,專心研究中國本草學,曉得「桂枝解肌、麻黃散寒」,曉得「以皮行皮,以枝行肢」、「清氣出上竅,濁味出下竅」了……但那仍是「時方藥理學」,對經方中使用的「古典藥理學」只沾上一點邊兒。所以不夠。

這篇文章,便是講一些不正經的雜談,就當做與諸同道閑聊,來說說什麼是經方中歷然可見、而時方派蒙然未知的藥理、藥性。讓初學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,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理路可循。

但是,雖然說是「和初學的同道」聊聊,如果有讀者是還未讀過《傷寒雜病論》的,JT還是覺得可以不用看,怕會徒增混亂。

JT的論點,大部份來自於清末唐容川的《本草問答》和鄒潤安的《本經疏證》,許多好朋友們對這兩本書想必並不陌生。

中醫藥理學的分水嶺與本草史概說

中醫分為經方派、時方派,這,不但中國人曉得,日本人也曉得。經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古方派」,而時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後世方派」,意思一樣。

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,也都曉得,經方派和時方派的「分水嶺」是什麼──那就是所謂的「金元四大家」。

「金元四大家」雖然齊名並稱,其實他們的生卒年是頗有差距的,並不是同生同死。而比他們更早出名的一位,相傳是李東垣之師的人,就是張元素,也就是張潔古(易水先生,易老)。而,張潔古做了一件「功德蓋世,罪惡滔天」的事情,造成了經方派從此變成時方派。而那件事情,就是現在學傳統中醫的人耳熟能詳的「歸經理論」──某某藥入某髒某腑、哪一條或哪幾件經。

歸經理論是錯的嗎?不能算錯,很多時候是很有道理的,臨床上也大大有用,尤其是示人一條明徑,使人更能掌握用藥一事,對學習中醫者而言,是甚有幫助的。

但,它是對的嗎?也並不全對。因為,它大大地「窄化」了一味藥的藥性。

同樣是用中藥,以「《神農本草經》、張仲景(或《湯液經法》的作者)所知道的藥理學」創出來的方叫作「經方」,漢朝到唐宋,都還算是經方的時代。而以「歸經理論」創出來的方,就叫「時方」,其中對每一味藥的看法,都和經方是很不同的。

最古的《神農本草經》,其中提到的藥性只有「性.味」,也就是「什麼味道」、「溫涼寒熱如何」,而五色入五髒的概念,則是「稍微提及」,例入「五色靈芝各入哪一髒」,不是通盤性的認同。

而其後,魏晉的《名醫別錄》,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日華子本草》、《海藥本草》、寇宗奭《本草衍義》,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《證類》、《大觀》二本草……等諸多書籍,大都只是順著《神農本草經》之後補入新發現的「效能」,卻未曾對「本草理論」作更多的理論分析。(在張元素作大系統的歸納之前,入經藥的論述,可散見於:漢.《神農本草經》大棗:助十二經。魏晉.《名醫別録》甘草:通經脈。唐.《食療本草》胡桃:通經脈、乳腐:益十二經脈、綠豆:行十二經脈。唐.《海藥本草》阿勒勃:通經絡。宋.《本草圖經》瞿麥:通心經、蘇葉:通心經。11世紀末《史載之方》某方:宜行其腎經、清涼之藥:解利肺經。宋.《本草衍義》天竹黃:涼心經、桑白皮:治小腸熱。宋.《本事方》真珠母:入肝經。……等等。至於引經藥之記載則如下:《神農本草經》菌桂:為諸藥先聘通使。《名醫別録》桂:倡導百藥、白附子:行藥勢、酒:行藥勢。5-6世紀《雷公炮炙論》綠蛇:令引藥。唐.《食性本草》薄荷:能引諸藥入榮衛、酒:引石藥氣入四肢。《本草衍義》澤瀉: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。《本事方》椒:引歸經、粥:引風濕之藥徑入脾經。宋.《楊氏家蔵方》酒:引藥入經絡。──尚未有整體性之論述。)

到了張潔古,他對古代的方劑做了一番整理,發現到「太陽病病到太陽、陽明之間時,會用到『葛根』這味藥……」,於是就以此歸納出了一句話:「葛根是陽明引經藥,如果感冒太早用了,反而會引邪入陽明!」同樣,對於柴胡,後人也看做是少陽引經藥,說它會「引邪入少陽」(明.李中梓),而至於桂枝,因為有帖「桂枝湯」是治「太陽病」的第一主方,於是「桂枝」的歸經也就變成是「太陽經藥」了。石膏,他也說是「大寒之藥,不可輕用」。

這,有沒有錯?從某個角度來說,復方「桂枝湯」的確是「會」作用在太陽經,而單味藥的柴胡、葛根和少陽、陽明二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相關性。可是問題就在於:「不只如此而已!」後世的學者,因此就隨隨便便把某味藥找幾條經隨意歸類,做學問是簡單化不少,可是卻變成「見樹不見林」,迷失了那一味藥真正的本性

可是,因為這種「時方藥理學」方便好用又好記,而張潔古先生又的的確確是一位醫術甚高明的醫者,於是緊跟在他之後成名的「金元四大家」,也自然納入了張潔古的這個系統,而有了相當好的成就,比如說李東垣自創的「補中益氣湯」或是修改了宋朝陳自明《婦人良方》中的龍膽瀉肝湯而成了「去男人下陰臊臭」專方的「東垣龍膽瀉肝湯」,都是其中的佼佼者,也堪稱「偉大之方」。

可是,歸經理論,卻是一套「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卻不等於真理」的不完全的理論。潔古本人、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讀《內經》起家的,偏得還不太多,但愈用到後來,紕漏愈大,新創的方劑效果愈來愈差,「一劑知,二劑已」變成了今日的「你回去吃半個月再來看看有沒有好,如果沒好我們再換藥試試!

到了後來,當然有人覺得好像事情不對頭了,想要扳回如崩牆倒壁般的中醫「末法」劣化狀況,明朝不少醫家都在重注《神農本草經》,想要從這個大根頭去重新尋回些什麼。當然也都是小有成就,但效果並不明顯。

明朝那一位「把之前有的理論、藥性全都收錄」而編成《本草綱目》而被倪海廈先生痛批的李時珍,其實不是中藥學劣化的源頭源頭在張元素。光是他以降的幾句「葛根引邪入陽明」,「柴胡引邪入少陽」,「石膏大寒不可輕用」就把經方中這三味藥封印了八百年。明明沒有這麼一回事兒的,太陽初感,證齊全了,就可以用葛根湯;傅青主也用柴胡湯小制其方治傷風初感而很有效,並不會因此引邪入裡,石膏更只是「涼」而已,不用八錢到四兩甚至一斤,很難顯出藥性。可是張元素之後,人人都跟著這麼說嘛,絕大部份的醫者,小心翼翼地就都「盡量不要用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方」了。

直到清朝,事情才有了轉機。如果以醫術而論,陳修園、徐靈胎等人,因為臨床功力夠,其著作《神農本草經讀》或《神農本草經百種錄》都有卓然不群之見,但那是臨床上的強而讓他們得以重新明辨了歷代本草的得失,並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論上有所革新。

本草理論在清代得以翻身,主要的功勞,其實起自「儒家」

清代的儒家,對四書五經有了很大的「革命活動」,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古經典的注疏,絕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壟斷了,朱熹亂改原文,後代也只好照單全收;朱熹說某句如何如何解,後代也不好意思說不是。可是,總覺得有問題。

但,離先秦時代那麼遙遠了,連同一個中文字的字義都古今不同了,要如何平反才是?於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個辦法:「用同時代的文獻,做平行比對!」比如說《論語》中的某個字,朱熹說是這個意思,可是先秦時代的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等其它書中出現這個字時,卻都不是朱熹說的那個意思,於是他們就曉得:那是朱熹弄錯了,那個字應當是某某意思才對。比如說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悅乎」的「習」字,先秦當時是「實踐」之意才對(即使是現在的日文中也是『學到上手、會用』的意思,唐代傳去的字義還在),「學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,很快樂。」如照朱熹的說法,學了就一直溫習,就會快樂了嗎?正常人類怎會有這麼一回事兒呢?

這麼一種做學問的方法,一種新創的格物訓詁之學(日本人也很愛用這一套),影響了中國少數幾位由儒而醫的醫家,而其中有一系的傳承,是:明.盧之頤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→清.劉若金《本草述》→清末.鄒澍《本經疏證》→清末.周岩《本草思辨錄》。

鄒澍在《本經疏證》以及周岩《本草思辨錄》用了「平行比對」的方式來批注《神農本草經》。而他比對所用的範本,就是中國醫學史上唯一的一本「只要『證』合,藥投下去,一定會好」,總有效率達到「神的絕對領域」的《傷寒雜病論》(用其它的書也不行,因為有時有效有時沒效,未到『絕對領域』,比對會出錯)。

用「減法」來檢證每一味藥的藥性,比如說,《傷寒論》中某一個湯劑比另一個湯劑只多了白芍三兩,而這兩個湯劑所治的主證卻大不相同,於是,去推敲這兩個主證之間病機的差異,就可以得到「這三兩白芍在此處是做什麼用的」之結論。而某幾十個方用生甘草,某幾十個方用炙甘草,慢慢減來減去,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藥性之別……

這樣一點一點的「相減」,彷佛在玩「數獨游戲」,漸漸摸索出一味藥藥性的不同層次……而結果,說也奇怪!減出的一句一句,竟恰恰就符合了《神農本草經》那一句一句如天書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,於是,「三賁」(讀死人不賠命的三本難書)之一的《本草經》之謎,就和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絕對領域之謎,在二者相互的幫助下,一齊漸漸地被解開了!

如果有些藥味在《傷寒雜病論》中沒有足夠的出現次數可以相減,鄒澍就會去找次一級,卻也趨近於「絕對領域」的孫藥王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書,再去配合《傷寒雜病論》,一味一味相減,做分析……這種苦工,光聽也會知道有多可怕,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,這真的是學問家的龜毛功夫,一般開業醫生是沒時間也沒興趣這麼做的

而另一位年代比鄒澍稍晚幾年的,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。容川的理論,其《中西醫彙通醫書五種》中《本草問答》本身就闡釋得非常完整,他的理學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學造詣,實堪與潤安先生的《本經疏證》相互輝映,其金木藥性相反、水火藥性相反之論點,與敦煌出土的《輔行訣》竟然是相通的。

中醫的大秘密「古典藥理學」,終於在清朝的最後,得以重見天日。所以,生在民國時代而學中醫的我們,可以說是很幸福的。

至於「時方藥理學」呢?果真是害人之物嗎?有時,我也覺得很難論斷,或許該說是「看個人」或「有沒有正確的理論與之配合」吧……(一說張元素另有秘傳,都學會了就會超強,也就是說,張元素如今傳下的東西,就是一本被撕去後半本內容的九陰真經,所以時方家才會多半練成銅屍鐵屍的等級?)

有一位時方大家,他創的方劑,有效率幾乎可以與仲景比美。如果仲景可稱為「醫聖」的話,這個人大概可以被叫做「醫仙」了吧。這仙人就是與明朝皇室有著奇異的關聯性,文學醫學兩得美名的傅青主(傅山),他的《傅青主男女科》也是家庭常備好書,尤其是婦女病,自己在家翻書吃藥,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醫開的藥都好得更快。(其思想於清代陳士鐸的著作中亦可窺見不少)

傅青主以時方藥理學,加上五髒相傳補瀉的道理,去搭建他臻於顛峰的醫術,依此事實,如果換成今日,惲子愉前輩的「看西醫檢驗報告、透視片」來開中藥,彭弈竣先生的「不開經方」、皮沙士先生的「平易之方」卻也都其效如神,其事實也就並不值得奇怪,可以放下門戶之見而都虛心嘆服了。真的是「看個人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