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藥勢」──古典本草藥理學及其於經方之應用舉隅（上篇）
案：本文為未成之草稿，或有不合實際之處，拜大家務必不要留手，重罵下來即可，這樣我也才有一個反省訂正的機會。謝謝大家。
楔子
在中醫的學習之路上，不只一次聽見老前輩對學習者的提醒：「要明白一味藥的藥性、藥理、效用，若走上西方化學的『成分分析』這條路，就完蛋了。」
那麼，一味藥的藥性，自然就該照中國傳統的看法：性味如何，歸於某經……等等論述了？這，就一般學中醫的同好而言，是對的。但，如果是對於學「經方」也就是學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學習者而言，光以《本草備要．藥性總義篇》的理論作基礎，而詳熟該書中的諸般藥性，恕我撂下一句惡毒一點的風涼話：你對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理解，就會是「時方醫」的領域，想不通的，就認為那是錯字、錯簡，而與「經方派」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。
時方派的本草學，和經方派的本草學，有著根本上不同的「認識觀」，而講難聽一點，經方派之所以會墮落成今日的時方派，「本草理論」的改變，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。
即使去中國醫藥學院，也會聽到那裡的學生在說：「我們系的某某大教授說啊，光學《本草備要》是不夠的啦，學藥理還是要研習《神農本草經》才行！」講得是得意洋洋，但是《神農本草經》的功夫，終究還是練不成。
因為，他們所學的本草學認識觀，絕大多是西方研究的「有效成分」，那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垃圾；而少數幾個有志之士，專心研究中國本草學，曉得「桂枝解肌、麻黃散寒」，曉得「以皮行皮，以枝行肢」、「清氣出上竅，濁味出下竅」了……但那仍是「時方藥理學」，對經方中使用的「古典藥理學」只沾上一點邊兒。所以不夠。
這篇文章，便是講一些不正經的雜談，就當做與諸同道閑聊，來說說什麼是經方中歷然可見、而時方派蒙然未知的藥理、藥性。讓初學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，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理路可循。
但是，雖然說是「和初學的同道」聊聊，如果有讀者是還未讀過《傷寒雜病論》的，ＪＴ還是覺得可以不用看，怕會徒增混亂。
ＪＴ的論點，大部份來自於清末唐容川的《本草問答》和鄒潤安的《本經疏證》，許多好朋友們對這兩本書想必並不陌生。
中醫藥理學的分水嶺與本草史概說
中醫分為經方派、時方派，這，不但中國人曉得，日本人也曉得。經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古方派」，而時方派在日本叫作「後世方派」，意思一樣。
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，也都曉得，經方派和時方派的「分水嶺」是什麼──那就是所謂的「金元四大家」。
「金元四大家」雖然齊名並稱，其實他們的生卒年是頗有差距的，並不是同生同死。而比他們更早出名的一位，相傳是李東垣之師的人，就是張元素，也就是張潔古（易水先生，易老）。而，張潔古做了一件「功德蓋世，罪惡滔天」的事情，造成了經方派從此變成時方派。而那件事情，就是現在學傳統中醫的人耳熟能詳的「歸經理論」──某某藥入某髒某腑、哪一條或哪幾件經。
歸經理論是錯的嗎？不能算錯，很多時候是很有道理的，臨床上也大大有用，尤其是示人一條明徑，使人更能掌握用藥一事，對學習中醫者而言，是甚有幫助的。
但，它是對的嗎？也並不全對。因為，它大大地「窄化」了一味藥的藥性。
同樣是用中藥，以「《神農本草經》、張仲景（或《湯液經法》的作者）所知道的藥理學」創出來的方叫作「經方」，漢朝到唐宋，都還算是經方的時代。而以「歸經理論」創出來的方，就叫「時方」，其中對每一味藥的看法，都和經方是很不同的。
最古的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其中提到的藥性只有「性．味」，也就是「什麼味道」、「溫涼寒熱如何」，而五色入五髒的概念，則是「稍微提及」，例入「五色靈芝各入哪一髒」，不是通盤性的認同。
而其後，魏晉的《名醫別錄》，唐代的《新修本草》、《日華子本草》、《海藥本草》、寇宗奭《本草衍義》，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《證類》、《大觀》二本草……等諸多書籍，大都只是順著《神農本草經》之後補入新發現的「效能」，卻未曾對「本草理論」作更多的理論分析。（在張元素作大系統的歸納之前，入經藥的論述，可散見於：漢．《神農本草經》大棗：助十二經。魏晉．《名醫別録》甘草：通經脈。唐．《食療本草》胡桃：通經脈、乳腐：益十二經脈、綠豆：行十二經脈。唐．《海藥本草》阿勒勃：通經絡。宋．《本草圖經》瞿麥：通心經、蘇葉：通心經｡11世紀末《史載之方》某方：宜行其腎經、清涼之藥：解利肺經。宋．《本草衍義》天竹黃：涼心經、桑白皮：治小腸熱。宋．《本事方》真珠母：入肝經。……等等。至於引經藥之記載則如下：《神農本草經》菌桂：為諸藥先聘通使。《名醫別録》桂：倡導百藥、白附子：行藥勢、酒：行藥勢。5-6世紀《雷公炮炙論》綠蛇：令引藥。唐．《食性本草》薄荷：能引諸藥入榮衛、酒：引石藥氣入四肢。《本草衍義》澤瀉：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。《本事方》椒：引歸經、粥：引風濕之藥徑入脾經。宋．《楊氏家蔵方》酒：引藥入經絡。──尚未有整體性之論述。）
到了張潔古，他對古代的方劑做了一番整理，發現到「太陽病病到太陽、陽明之間時，會用到『葛根』這味藥……」，於是就以此歸納出了一句話：「葛根是陽明引經藥，如果感冒太早用了，反而會引邪入陽明！」同樣，對於柴胡，後人也看做是少陽引經藥，說它會「引邪入少陽」（明．李中梓），而至於桂枝，因為有帖「桂枝湯」是治「太陽病」的第一主方，於是「桂枝」的歸經也就變成是「太陽經藥」了。石膏，他也說是「大寒之藥，不可輕用」。
這，有沒有錯？從某個角度來說，復方「桂枝湯」的確是「會」作用在太陽經，而單味藥的柴胡、葛根和少陽、陽明二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相關性。可是問題就在於：「不只如此而已！」後世的學者，因此就隨隨便便把某味藥找幾條經隨意歸類，做學問是簡單化不少，可是卻變成「見樹不見林」，迷失了那一味藥真正的本性。
可是，因為這種「時方藥理學」方便好用又好記，而張潔古先生又的的確確是一位醫術甚高明的醫者，於是緊跟在他之後成名的「金元四大家」，也自然納入了張潔古的這個系統，而有了相當好的成就，比如說李東垣自創的「補中益氣湯」或是修改了宋朝陳自明《婦人良方》中的龍膽瀉肝湯而成了「去男人下陰臊臭」專方的「東垣龍膽瀉肝湯」，都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也堪稱「偉大之方」。
可是，歸經理論，卻是一套「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卻不等於真理」的不完全的理論。潔古本人、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讀《內經》起家的，偏得還不太多，但愈用到後來，紕漏愈大，新創的方劑效果愈來愈差，「一劑知，二劑已」變成了今日的「你回去吃半個月再來看看有沒有好，如果沒好我們再換藥試試！」
到了後來，當然有人覺得好像事情不對頭了，想要扳回如崩牆倒壁般的中醫「末法」劣化狀況，明朝不少醫家都在重注《神農本草經》，想要從這個大根頭去重新尋回些什麼。當然也都是小有成就，但效果並不明顯。
明朝那一位「把之前有的理論、藥性全都收錄」而編成《本草綱目》而被倪海廈先生痛批的李時珍，其實不是中藥學劣化的源頭。源頭在張元素。光是他以降的幾句「葛根引邪入陽明」，「柴胡引邪入少陽」，「石膏大寒不可輕用」就把經方中這三味藥封印了八百年。明明沒有這麼一回事兒的，太陽初感，證齊全了，就可以用葛根湯；傅青主也用柴胡湯小制其方治傷風初感而很有效，並不會因此引邪入裡，石膏更只是「涼」而已，不用八錢到四兩甚至一斤，很難顯出藥性。可是張元素之後，人人都跟著這麼說嘛，絕大部份的醫者，小心翼翼地就都「盡量不要用《傷寒》、《金匱》方」了。
直到清朝，事情才有了轉機。如果以醫術而論，陳修園、徐靈胎等人，因為臨床功力夠，其著作《神農本草經讀》或《神農本草經百種錄》都有卓然不群之見，但那是臨床上的強而讓他們得以重新明辨了歷代本草的得失，並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論上有所革新。
本草理論在清代得以翻身，主要的功勞，其實起自「儒家」。
清代的儒家，對四書五經有了很大的「革命活動」，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古經典的注疏，絕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壟斷了，朱熹亂改原文，後代也只好照單全收；朱熹說某句如何如何解，後代也不好意思說不是。可是，總覺得有問題。
但，離先秦時代那麼遙遠了，連同一個中文字的字義都古今不同了，要如何平反才是？於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個辦法：「用同時代的文獻，做平行比對！」比如說《論語》中的某個字，朱熹說是這個意思，可是先秦時代的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等等其它書中出現這個字時，卻都不是朱熹說的那個意思，於是他們就曉得：那是朱熹弄錯了，那個字應當是某某意思才對。比如說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的「習」字，先秦當時是「實踐」之意才對（即使是現在的日文中也是『學到上手、會用』的意思，唐代傳去的字義還在），「學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，很快樂。」如照朱熹的說法，學了就一直溫習，就會快樂了嗎？正常人類怎會有這麼一回事兒呢？
這麼一種做學問的方法，一種新創的格物訓詁之學（日本人也很愛用這一套），影響了中國少數幾位由儒而醫的醫家，而其中有一系的傳承，是：明．盧之頤《本草乘雅半偈》→清．劉若金《本草述》→清末．鄒澍《本經疏證》→清末．周岩《本草思辨錄》。
鄒澍在《本經疏證》以及周岩《本草思辨錄》用了「平行比對」的方式來批注《神農本草經》。而他比對所用的範本，就是中國醫學史上唯一的一本「只要『證』合，藥投下去，一定會好」，總有效率達到「神的絕對領域」的《傷寒雜病論》（用其它的書也不行，因為有時有效有時沒效，未到『絕對領域』，比對會出錯）。
他用「減法」來檢證每一味藥的藥性，比如說，《傷寒論》中某一個湯劑比另一個湯劑只多了白芍三兩，而這兩個湯劑所治的主證卻大不相同，於是，去推敲這兩個主證之間病機的差異，就可以得到「這三兩白芍在此處是做什麼用的」之結論。而某幾十個方用生甘草，某幾十個方用炙甘草，慢慢減來減去，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藥性之別……
這樣一點一點的「相減」，彷佛在玩「數獨游戲」，漸漸摸索出一味藥藥性的不同層次……而結果，說也奇怪！減出的一句一句，竟恰恰就符合了《神農本草經》那一句一句如天書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，於是，「三賁」（讀死人不賠命的三本難書）之一的《本草經》之謎，就和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絕對領域之謎，在二者相互的幫助下，一齊漸漸地被解開了！
如果有些藥味在《傷寒雜病論》中沒有足夠的出現次數可以相減，鄒澍就會去找次一級，卻也趨近於「絕對領域」的孫藥王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等書，再去配合《傷寒雜病論》，一味一味相減，做分析……這種苦工，光聽也會知道有多可怕，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，這真的是學問家的龜毛功夫，一般開業醫生是沒時間也沒興趣這麼做的。
而另一位年代比鄒澍稍晚幾年的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。容川的理論，其《中西醫彙通醫書五種》中《本草問答》本身就闡釋得非常完整，他的理學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學造詣，實堪與潤安先生的《本經疏證》相互輝映，其金木藥性相反、水火藥性相反之論點，與敦煌出土的《輔行訣》竟然是相通的。
中醫的大秘密「古典藥理學」，終於在清朝的最後，得以重見天日。所以，生在民國時代而學中醫的我們，可以說是很幸福的。
至於「時方藥理學」呢？果真是害人之物嗎？有時，我也覺得很難論斷，或許該說是「看個人」或「有沒有正確的理論與之配合」吧……（一說張元素另有秘傳，都學會了就會超強，也就是說，張元素如今傳下的東西，就是一本被撕去後半本內容的九陰真經，所以時方家才會多半練成銅屍鐵屍的等級？）
有一位時方大家，他創的方劑，有效率幾乎可以與仲景比美。如果仲景可稱為「醫聖」的話，這個人大概可以被叫做「醫仙」了吧。這仙人就是與明朝皇室有著奇異的關聯性，文學醫學兩得美名的傅青主（傅山），他的《傅青主男女科》也是家庭常備好書，尤其是婦女病，自己在家翻書吃藥，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醫開的藥都好得更快。（其思想於清代陳士鐸的著作中亦可窺見不少）
傅青主以時方藥理學，加上五髒相傳補瀉的道理，去搭建他臻於顛峰的醫術，依此事實，如果換成今日，惲子愉前輩的「看西醫檢驗報告、透視片」來開中藥，彭弈竣先生的「不開經方」、皮沙士先生的「平易之方」卻也都其效如神，其事實也就並不值得奇怪，可以放下門戶之見而都虛心嘆服了。真的是「看個人」。
